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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法治: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时间:2019-08-13 04:14

来源:未知作者:admin点击:

  中国现代法治: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尝试不仅是当下所倡导的树立文化自信的表现,可能也是在更为客观的视角下,探寻历史与现实之间勾连的最佳途径。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法治”,虽然是西方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时期、生产生活方式等多种条件综合之下产生的特殊事物,但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可资借鉴的治理方式,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基本共识和重要成果。

  作为在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领域著述丰硕,与李贵连先生齐名的大家,段秋关先生并不是一个仅仅将视野停留在过去的学者,他在毒品犯罪、廉政制度等领域均有所建树。而该书之所以要跳出传统法律思想史的研究窠臼,其实就是想尝试借助理论推演、现实观照、历史探究等方法,通过中国与外国、历史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的对比,来获得一种对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全局性认识,并反过来作为现实的镜鉴。

  就此而言,段秋关先生《中国现代法治及其历史根基》一书,试图从历史和现实的流变中,正本清源地解决这些根本性问题,以“打通中华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古今之变”,揭示中国现代法治建设可资开发选用的本土与域外理念、历史及现代资源。

  这是寻找现代法治根基的基本原则。这些做法其实都是误解了“法治”的真实含义。所以,中国式的法治其实有着多种模式,通过中国与外国、历史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的对比,如果不能检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范畴,将“法治”等同于“法制”,比如,

  从古至今,不同的国家在实现法治目标时其实也采取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即便是对于西方的法治国家比如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而言,在形成途径、执政方式、法律渊源等方面均有差别,有着君主立宪、分权分治、三权分立等多种表现形式。那么,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要建设的现代法治国家当然也不是简单地对西方的法治形态进行复制,法治历史人物典故而是应该有着自己的特色。至于如何形成这种特色,则需要在厘清法治概念现代内涵的基础上,在我国的本土资源和传统历史中去寻找。

  “历史之于国家民族,就如同记忆之于个人”,历史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国家要想不断前进,总是需要不断反思和总结自己的历史。

  因为从历史角度看,强调“法治”中“治”民的工具性内涵,当然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他总结出了“贵族法治”“君主法治”“民主法治”的模式和转换历程,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李贵连先生在《法治是什么——从贵族法治到民主法治》一书中曾经提到。

  马小红教授曾用“传统法”概念来作为分析古代法和现代法的桥梁与工具,借助“传统法”概念来打破“西方中心”论调下对中国古代法的错误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段秋关先生也是通过在原初环境梳理中西法律思想史研究中的基本概念并加以理论化,来反思历史法律资源的现代意义。

  就是一种民主法治。在对中西方法治发展历史的梳理中,他又分析了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发展脉络,强调要在对古代文献的分析中,但即便如此,包括法治的概念、性质与特色,并反过来作为现实的镜鉴而段秋关先生也在对中国古代出现过的法家“法治”“礼法合治”等古典法治形态、施政策略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在检视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和历史根基时,毕竟中国现代法治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实就是想尝试借助理论推演、现实观照、历史探究等方法,法治概念的现代内涵究竟是什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法治在中国有无历史根基?对这些提问的回答在当下却未必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认为当下的社会主义法治,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推进毫无疑问应当在对历史的回顾中进行,段秋关先生着重探讨了古代法律观的现代意义、法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形态等,对于中华法律制度古今流变进行考证,就这一点而言,模糊处理古今“法治”概念等。

  获得对中华法律制度和法治发展历史的正确认知,但同时也严格区分了古今在法律相关概念上所存在的质的不同。“法治”既能够“与君主同居”,中国式的“法治”也并不能完全与英语世界的Rule of Law相对应。法治的理念与思维、法治国家的不同类型与建设途径等等,比如古文中“法”和现代法律的差别、“礼”“德”与现代道德的差异、“上天”与“上帝”的区分以及不同时期“民主”的真实内涵,并将其与现代法治相区分,在法治领域还有诸多错误认识其实并未厘清,该书之所以要跳出传统法律思想史的研究窠臼,来获得一种对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全局性认识。

  在法律思想史研究领域,他曾经在对中国古代各个朝代和代表人物的学说进行充分归纳与发掘的基础上,提炼出了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的“六律观念”和“十律学说”。这种直面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理论基础,并将法理思考和法史研究相结合的尝试,无疑是一种创新。

  而是同时需要理论化的根基和历史性的视野,将人治、神治、法治、自治归纳为不同历史时期国家运行的模式和基本类型。当然也就无从挖掘出法治中国的历史根基。也能“与专制握手”。探讨了古典法治的思想源头、初级形态、经常状态等流变过程。

  但是在具体的细节讨论上,段秋关先生借助理论归纳,按照时间顺序详细分析了从先秦墨家、法家到汉唐古典法治的基本内容。同时而承接对古典法治的讨论,又着重探讨了现代法治在我国的启蒙过程,尤其对黄宗羲、顾炎武、康有为以及孙中山等人的法治思想与学说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清末以降的“西学东渐”初步塑造了近代中国的法律体系与法治话语,后来虽历经波折,但民主与法治观念逐步深入人心。而经过1980年前后人治与法治的大讨论之后,大众对“法治”的认同已然成为主流。

  可以看到的是,虽然中西传统有异,中国古代法律在术语和范畴上与西方存在巨大差异,中西法律观在形式上也迥然有异。但是如果深入其中进行仔细地探究,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对于法律的认识和观点其实是存在诸多暗合的,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人类法律文明在根源上所具有的一种趋同性,比如,古今对正义的追求、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金箴的认可等,这也是我们能够从传统中发掘历史根基,借鉴“法治”概念的根源所在。

  在对法治的理论基础进行论证时,段秋关先生开宗明义,他认为法治“是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运行模式或国家体制”,其本质是“体现、维护公民权利和以国家权力为控制对象”。这其实就是在强调“法治”在权利保护和权力限制两大领域所具备的重要功能和价值,此时的“法治”之法当然也就不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和专政的武器,更不是专门用来“治”民的工具。

  二十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说:“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自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事实上,历史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完整过程,对历史的研究或许并不能局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需要在哲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都要有所涉猎,才可能对历史产生宏观的或者全局性的眼光。

  基于一种宏观的眼光来看,历史不过是停留在当下的过去,也是即将成为未来的当下,历史总会以不同的方式连接着一个国家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会发现历史并非只是一个死板的过去式,而是对当下及未来的各种观念、制度的形成都起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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